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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分类,当年罗大佑、马英九、五月天都有贡献丨风向

转载 2019/07/02 05:42:30 发布 来源:凤凰网 作者:凤凰网 254 阅读 0 评论 0 点赞



全文共3775字,阅读时间约9分钟。

7月1日,上海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政策正式施行。

赞扬声、吐槽声不绝于耳,但上海并非中国首个垃圾强制分类的地方。20年前的台北也经历了这样一场“垃圾革命”。

也就是说“你是什么垃圾”的问题也困扰过追着垃圾车奔跑的台北市民,经过努力,台湾成为垃圾治理的样板,对于今天的上海或许颇具意义。

聊聊台湾的故事也相当有趣。罗大佑、马英九、五月天都在垃圾革命中有过贡献,不同角色的合力,也折射出这一政策的复杂侧面。

【缘起:处理垃圾靠台风 罗大佑写歌讽刺】

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

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

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

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

1984年10月,罗大佑把一首《超级市民》送给了台北市的垃圾山。

当年的台北确实糟糕。

这座城市地狭人稠,也缺乏处理垃圾的规划。市民随手把垃圾堆积在每个角落,甚至期望台风把垃圾吹入大海。政府的填埋工作也相当无序,80年代台北已经很难找出填埋场地。

1984年内湖垃圾山大火。截图来自华视

1984年7月,台北内湖垃圾山发生大火,燃烧持续十天以上,没办法处理垃圾,成为台北市民深刻的耻辱记忆。

这就是罗大佑所讽刺的“焰火盛典”,这首歌以及随后的反对环境污染的社会运动,推动台湾把高效率处理垃圾提上日程。

当时台北土地不足,好不容易修建的填埋场很快就满了,这样下去根本不行。

比单纯填埋更优的选择就是焚化,1987年台湾政府提出“一县市一焚烧厂”的政策,雄心勃勃想要实施。

然而,但未经分类的垃圾焚化效率低,甚至会产生有害物质,受到环境教育的居民都不愿意焚化厂建在自家旁边,此起彼伏的抗议中,这一政策推行困难。

怎么办,把垃圾分开就好了。要应对自己产生的问题,人类必须从自己身上找到答案。

【变革:马英九亲身推进 全民参与“垃圾革命”】

1999年开始,台湾借鉴日韩经验,开始采用“源头减量、资源回收”的政策,减轻填埋焚烧的压力。

要想做到减量和资源回收,需要减少随意丢弃的行为、需要对垃圾进行细致分类、而回收处理额外费用也要筹集。

垃圾不落地活动宣传

这方面的样本首推台北市,从之前“落地收运”造成垃圾点脏乱差,到如今成为“垃圾不落地”,昔日不分类一起丢变成“强制垃圾分类”,台北市处理垃圾的成果受到一些海内外的相当肯定。

如今台湾可回收垃圾的资源再利用率达到58%,优于美国,媲美德国

垃圾分类在台北扎根也并不是那么容易。

90年代初,市民没人知道怎么做,当时台湾环保部门参考荷兰资源回收桶的创意,把垃圾分为四类——纸、塑料、金属和玻璃,还摆放了漂亮的“外星宝宝”回收箱,但并没有人去丢垃圾,丢的也不对。

这款垃圾箱也是国际闻名。

1997年,台北市开始试行“垃圾不落地”,规定市民必须将垃圾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,完成垃圾分类、资源回收和垃圾清运。当然由于市长选举,所以推行并不积极。

1998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之后,将垃圾分类作为重要施政纲领,开始坚定实施垃圾分类定时回收

2010年,马英九还对当年的政绩津津乐道。


先说定时回收,这方面“垃圾不落地”实际上牺牲了民众的部分自由,因此在施行之初受到了不少市民批评。

但后来台北采取了缓和的步骤:台北市环保署制作了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的短片,在电视上反复播放,向最常与垃圾打交道、也最容易抱怨的家庭主妇科普到位。

学校教育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,台北市通过中小学教育教会孩子分类,再通过孩子“小手拉大手”将这一理念渗透到千家万户。

随后台北市才完全取消小区门口的垃圾桶,改由垃圾车定时定点收垃圾。

台北市垃圾车装运不同类型的垃圾。

据说当时台北环保局局长的女儿正巧在练习钢琴,于是局长便将听到的《致爱丽丝》与《少女的祈祷》作为垃圾车音乐。

这也才有了久石让与垃圾车的经典一幕:2016年8月,久石让在台大体育馆指挥演奏到间隔时,台湾经典招牌垃圾车的音乐响起,清清楚楚地传入会场,久石让先是愣住,左盼右望,摸不着头绪,就一直等到垃圾车音乐响完,很有礼貌的对外面鞠躬,全场爆笑。久石让演出结束后,曾主动向工作人员好奇询问:“那是什么音乐?”并开玩笑回应:“我的反应还不错吧。”将之视为意外插曲,并未放在心上。

久石让音乐会


垃圾车对台湾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五月天乐队也颇以垃圾车为傲,他们2004年写了一首《垃圾车》去争取亚洲大奖并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台湾的垃圾车会唱歌,听到音乐,我们会准时把垃圾拿出去倒……”

“你若欢喜,我是你的垃圾车,每天,为你唱歌”从此流传大街小巷……

分类政策也不容易。政策实施时,全台北7万多公务员花了两三个月时间,每天轮流上门,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。台北市环保局长说,他在刚刚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,曾多次被市民砸鸡蛋。

台湾垃圾分类及处理流程

但随着政府发动基层精英(如里长和邻长)征询和推介制定最大限度减少市民不便的方案,以及从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市,全民参与过程让台北市的“垃圾革命”得以启动。


马英九在整理垃圾

马英九也经常随身携带垃圾袋到社区做解释和动员工作,还曾经穿着围裙上电视宣传垃圾分类,甚至在道喜的婚宴上拿出垃圾袋请新人回答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。

垃圾处理也成为台北市民的一部分,“垃圾分类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,我如果上班或者出差,一定会将扔垃圾的因素考虑进去。比如晚上7点收垃圾,那我就不会安排这个时间跟人约会。”台北居民曾这样表示。

回收量增大,垃圾清运量就减少。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是,由于回收和整理的成绩,台北市垃圾量大减,原本每人每天产生1.34公斤垃圾,在回收之后,这一数字下降到0.39公斤。有的垃圾焚化厂甚至出现没垃圾可烧,又挖出之前垃圾焚烧的神案例,垃圾处理设施也逐渐美化。

另一处成为景点的垃圾处理设施,北投焚化厂观景台

而原本预计30年就要填满的山猪窟填埋场,现在由于填埋量剧减,可能几百年才会满,之前的垃圾危机终于解除。

昔日山猪窟填埋场已经成为山水生态公园

很多人说,如果没有马英九,台北的垃圾分类不会成功。实际上,垃圾分类已经是台北市一项既定政策,不过马英九运用个人魅力积极宣导,激发社区基层的参与感,都让垃圾革命来得更为成功。

【系统:让所有人从垃圾分类中获利】

当然只有宣导远远不够。要想做好垃圾分类,还必须建立一个“从垃圾的源头到处理”的透明完整系统

这样的系统,既能让民众知道垃圾处理的全流程,又能让其他社会主体意识到垃圾分类的利益,推动垃圾分类的习惯在全社会扎根。

台湾小学生参观北投垃圾焚化厂


1997年开始,台湾推动“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”,探索了垃圾处理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。

图片来自吴晓林, & 邓聪慧. (2017). 城市垃圾分类何以成功?——来自台北市的案例研究.


系统中不同角色的作用

进一步明晰了垃圾分类回收的主体责任与运作框架。

其中的关键就是资源回收管理基金,这笔钱从垃圾上游生产塑料瓶、纸箱、玻璃瓶等厂家收取,算是“谁制造谁负责”的一笔收入。2018年,这笔专门的环保基金的收入62亿新台币(13亿人民币),相当可观。

(比如收玻璃瓶的时候,会喊一声“酒干倘卖无”)

这笔钱主要补贴给回收商,确保垃圾回收处理全程高质量,也用于资源回收的宣传、垃圾分类的核查等等业务,实现了完整的闭环。

同时,回收商也愿意以更高的价格向民众回收废物,鼓励民众参与。这样民众、政府、回收商形成利益共同体,垃圾处理的链条就运转起来。

台湾环境专家林斌龙曾经形容台湾的垃圾分类体系:“不能仅仅依靠政府,还要民间来做,甚至全民去做,让民间和企业有一点赚头才可以。”

市民的赚头在于,垃圾处理费下降了。2000年,台北市面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,市民制造多少垃圾,就得购买多少垃圾袋来装,充分贯彻了“谁污染谁付费”的原则。

随着垃圾袋分类的推行,原本随着用水量征收的垃圾费开始下降,一户人家月均处理费用从大约30元人民币降到了10元,民众可以省下不少钱,积极性自然不低。

台北市专用垃圾袋。对于不使用这种垃圾袋的居民有200-1200元左右的处罚。对于伪造者处罚高至坐牢、

而工厂方面也是如此,比如处理厨余垃圾的企业可以获得每吨650元新台币(约130元人民币)补贴,经济效益可以得到保证。

而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,也可以得到每吨垃圾200新台币(约40元)的补助,以及政府兴建的免费图书馆、健身房、游泳池等等,生态权益得到充分补偿。

比如文章开头提到过的内湖垃圾山,也早就被移除,并兴建了绿地和自行车道,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就这样形成。

昔日内湖垃圾山也成为公园

【结语:垃圾分类并非小事】

我们之前习惯,垃圾分类只是生活中的小事,但从台湾的例子来看,并非如此。

它是罗大佑等人推动的结果,是化解垃圾围城最佳方法,如果没有垃圾分类,台北或者整个台湾恐怕早已经是垃圾场。

它可能需要强大的政治资源和治理设计才能完成。如果不是马英九亲力亲为,如果不是社区充分参与,这一习惯的革命也很难成功。

它也需要强大的经济诱因和利益保障。如果没有垃圾费随袋征收,如果没有回收基金的补贴,有没有持续的积极性也是个问题。

“小事情大文明”,这也正是上海强推垃圾分类的口号,毕竟,作为已经体验8年垃圾分类的“超级市民”,上海人还需要给后面45个大陆城市打个样。

大陆垃圾的命运,就在上海人手里咯。

References:

吴亚明. (2013). 回收做得好 垃圾变黄金——“台湾的环保之路”之一. 台声(11), 46-47.

吴晓林, & 邓聪慧. (2017). 城市垃圾分类何以成功?——来自台北市的案例研究.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(06), 123-132.

朱艳. (2011). “垃圾零废弃”在台湾不是神话——台北环境专家林斌龙讲述台湾垃圾回收史. 环境与生活(8), 68-71.

新华每日电讯:台湾的“垃圾不落地”政策

麦尼哲公共案例库:台北市垃圾不落地政策的实施与推行经验

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会第96次委员会会议资料

卓越兄:从《垃圾进行曲》突袭久石让,说台北垃圾分类的令人刮目

本文来自凤凰网新闻深度分析栏目“风向” 作者庖丁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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