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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责存在十大误区


来源:飞哥答疑

作者:刘飞


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责存在十大误区


     党章规定,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,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;监察法规定,各级监委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,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。这就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。无论是党章还是监察法,均不约而同地将监督列为各级纪委、各级监委的共同首要职责,“把纪律和监督挺在前面”。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责实践中,存在不少误区,亟待澄清。


一、不能准确理解监督的真谛和价值,把监督等同于执纪、等同于查办案件。误以为监督就是违纪行为发生了有人举报再去调查,没有真正理解“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”含义和价值。监督是什么?监督是风起于青萍之末,监督是什么?监督是防病患于未然。监督真谛是什么?!就是要在监督过程中,及时准确地发现有关人员的“小问题”和制度上、管理上漏洞,及早对有关人员咬耳扯袖、红脸出汗,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,避免更多人跌落违法犯罪的深渊。监督是审查调查的基础,没有监督,审查调查就是“盲人摸象”。没有强有力的监督,审查调查就会使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沦为办案工具,疲于应付,再次陷入割韭菜式的反腐怪圈。监督的核心要义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抓早抓小、防微杜渐,是对党员干部的关爱!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是发现问题、纠正偏差,保证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遵守和执行党章党规党纪,遵守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、国家法律法规,保证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履职、秉公用权、廉洁从政从业。


二、不敢监督“关键少数”,不理解监督含义和监督措施的相对性。有个别纪检监察干部畏难于监督工作形势严、任务重、压力大,不敢较真碰硬,转而热衷于做“太平官”。对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主要负责人,怠于监督、不敢监督,以对一般党员干部的监督代替对“关键少数”的监督。在行使监督职责和对监督不力进行问责时,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监督含义和监督措施具有相对性,如上级对下级的监督、同级监督、下级对上级的监督,虽然都是监督,但监督的力度、监督措施不尽相同。上级对下级的监督,含义和措施最广,不仅包括提醒谈话、批评教育、函询、纪律处分、组织处理等;同级监督,最常见的手段是批评、提醒;下级对上级的监督,最常见措施,提出反对意见、提醒、批评等。以批评为例,虽然下级可以对上级提出批评,较上级对下级的批评,在批评力度上,显然后者高于前者。监督含义和措施具有相对性,是不争的事实。


三、不会监督。表现有四:一是没有突出监督的政治性。如有关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没有认真践行“两个维护”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、十九大精神不够深入,存在“四个意识”不强、“七个有之”等问题,如果监督未能准确及时甄别出来,这说明我们不善于从政治的视角观察、分析、评判监督对象的思想及其行为。二是对明显的违纪问题,视而不见听而不闻,缺少专业知识、专业能力和担当精神。约谈提醒、谈话函询、参加民主生活会等日常监督没有突出问题导向,不善于见微知著。不知道派员参加联系单位民主生活会,单纯看民主生活会会议记录,或者虽然采取派员参加联系单位民主生活会,现场发现问题了,不知道如何制止或者纠正,不善于督促领导干部把问题说清楚、谈透彻,监督形同虚设,监督仅存象征意义。三是缺少工匠精神,监督的规范性不够。满足于差不多,工作粗枝大叶,不掌握抓早抓小的方法和要领、技能。比如,诫勉谈话提醒谈话、谈话提醒、约谈、批评教育等处置方式,没有实施方案和书面载体,没有精细、规范实施,停留在大而化之层面。四是以制定规章制度代替监督。目前,不少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制定规章制度成瘾(暂且撇开其立法技术高低不说),以为出台了相应规定就能制止住违规现象。将制度等同于稻草人、等同于摆设,忽略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。对真正出现的违纪问题,视而不见。


四、不愿监督,主动监督的源动力不足。不愿主动监督的原因除了与纪检监察干部个性、较真精神密切相关外,还与有效的考核标准密切相关。监督的成效,短时间内难以检测,不像审查调查那样容易出近距离、可视化的政绩。故有的纪检监察机关轻执纪监督、重审查调查,思想观念有待扭转。目前,需要做的工作是加强对监察过程的考核,制定行之有效的考核标准,至关重要。否则,容易出现,监督与不监督、监督到位与监督不到位,一个样。好人主义在党内仍然广泛存在,以票取人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,致使某些纪检监察干部不愿得罪人,多栽花、少栽刺。当前,靠工作、靠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不明显,致使某些纪检监察干部不愿监督。


五、误解“监督无死角、全覆盖”,不能精准把握监督的宽度。误认为监察无死角、全覆盖就是什么人都管、什么事都管,比如对普通农民、一般私营企业主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现象,以违反当地所谓的禁止性规定,进行调查、处罚、通报。将监督等同于冲锋陷阵。对有监督权、执法权的单位监督,不是实行“监督的再监督”,而是直接取而代之,冲锋陷阵在第一线,再次陷入“监督变牵头、牵头变主抓、主抓变负责”的怪圈。


六、监督的有效性有待加强,不能正确处理“树木”与“森林”的关系。执纪审查、监察调查过多地侧重于对监督对象违纪事实、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明,忽略了对监督对象的教育、挽救,一味地强调对其纪律处分和法律责任的追究,思想政治工作做的不深、不细,认错悔错不深刻、纠错改错不明显,没有完全回到正确轨道上来。没有做足纪律审查、监察调查的后半篇文章,没有扎实深入地开展案件剖析和警示教育,处分决定的治本功能发挥不够,对发案单位整改和受处分人的悔改关注不够,有一处了之现象;在谈话函询过程中有一谈了之、一函了之现象。不注重发现问题,对谈话函询中出现的疑点问题,或者反映比较具体但被反映人予以否认、刻意回避的问题,警惕性不高。监督的有效性亟待加强。


七、对监督对象把握不准。比如有的纪检监察干部错误地认为,只要是公职人员,均属于监察对象,以致将不行使公权力的公立学校一般教师、公立医院的普通医生均不加区别地纳入监察对象。而对动态行使公权力人员简单地看身份,是事业编还是工人编等所谓的身份来决定是否属于监察对象。对行使公权力的社会人员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,错误地排除在监察对象范围之外。监督对象的精准性有待提高。


八、不能准确区分党纪监督与监察监督。多数情况下,党纪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对象存在交叉、重合,既是党员又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,但是某些情况下,党纪监督对象与监察监督对象,也存在一定区别。比如党纪监督对象只能是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,对行使公权力的一般非党干部(比如非党村主任、城管人员、交通协管员等),则不能进行党纪监督;监察监督对象一定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,而对不行使公权力的普通党员,单纯违反党纪,则不能对其监察监督、调查(如普通党员嫖娼,显然违反党纪,对其立案审查时不能对其采取留置措施,也不能对其监察调查)。


九、巡视巡察监督、纪律监督、派驻监督、监察监督未能形成监督合力,关系未能完全厘清,有交叉重合现象。某一时间内,巡察监督、执纪监督、派驻监督有可能会集中到某一地区或者部门、单位,此时,巡视巡察监督、纪律监督、派驻监督、监察监督呈重合、重叠现象,如何厘清关系,值得思考。毕竟监督对象、监督内容、监督方法、监督程序、监督措施等有所区别,不完全相同。


十、履行监督职责时站位不高。没有充分认识到党员干部严重违纪违法,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破坏巨大、执政形象损害巨大,受害的不仅是党员干部本人及家庭,更为严重的是对党的形象破坏。因此要提高政治站位,从巩固、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角度履行监督职责,抓早抓小,而不是去追求所谓的发现大案要案问题线索。这要求我们必须将“四个意识”牢记在心,履行监督职责时,心中有政治、眼中有政治、笔下有政治,注重学思践悟,紧跟党中央、中央纪委步伐,向党中央、中央纪委看齐,争取早日成为监督执纪问责高手、也是治病救人的高手。

(本文收录于《纪检监察实务问答》,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,2019年1月)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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